吴敬琏还特别强调在理解改革全局、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要坚持理性、专业性。
英国央行并不担心通胀率会"太低"。军事进攻可能会出现伤亡,但是这些伤亡是一种无人希望出现的副作用,而不是行动目标。
从所有这一切能得出一个结论:人为把高通胀率当目标来创造就业是行不通的。讲求实际的政策制定者,把这类过渡性效果视为政策是否奏效的快速指标,对此人们不应求全责备,但这些并不是政策制定者的真正目标。与怀孕不同的是,存在一些工具可以将通胀率维持在任何给定水平。这一曲线的问题在于它的前提假定是一种"货币幻觉"。对于中短期来说,该曲线的形状取决于各种同时出现的因素以及政策变化,而这些因素和政策变化不可能简单归纳出来。
也就是说,它假定工资博弈双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把通胀因素考虑在内。普通购物者不可能因为物价上涨不够快而发生骚乱。在巨大的财政资金强力推动下,市场要素的扭曲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宿命。
坦率地说,看似全面健全的各种内外监督机制,却因未形成实质性的财税权力闭环式监督,致使最高税权缺乏有效制衡。众所周知,区别直接税与间接税的主要特征是,直接税税负是不可转嫁的,纳税人即负税人。因此,要在这种现实财税治理状况下,要全面推行聚财导向的个税改革,其本身难度和困难就不可小觑。或者说,他能够购买和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产品量的大小,与他的财产的多少恰成比例。
结果,也就不断加剧全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而且还在继续积累新的转型风险。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542亿元,占9.98%。
上述要素,无疑都是技术性个税改革无法绕过的门槛,也是全面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前提条件。导致这种境遇的原因可能很多,但财税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监督机制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就这次楼继伟部长提出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税改革方向,以及将按揭贷款等情况记入抵扣因素等举措而言,所走之路,无疑还是技术性修正之选择。试想,如果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文明治税理念实现令人制度性的嵌入,如果把纳税人当人看、使纳税人成为人 原则实现令人制度性的嵌入,相对而言,作为个体的纳税者的税负之轻重,免征额之高低,边际税率之多少,等等,又算得了什么?。
而舍此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事倍功半,无端错失历史性的税改机遇。道理在于,母系统会从总体上决定子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母系统的优劣会从总体上决定子系统的优劣。但间接税就不同,税负是可以转嫁的,即纳税人与负税人可以分离。固然,这种导向的个税改革,也不能全面否定其价值
其税收利益之心袒露无遗。压迫性的税收,或者成为催生文明、革命的原因,或者成为引发起义或混乱的原因。
比如,流传了二百多年的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动机、起因——奴隶制——的结论,从一开始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事实所质疑。当时南方最有名的代言人约翰•卡尔霍恩就有关于税收的抱怨,这可作为南北战争税收论的佐证。
南方的自由港却是北方所不能容忍的。难怪另一位历史学家也说:在整个南方都憎恨关税,把它当成一个破坏他们经济的不公平税收看待。而奴隶制是美国南北战争起因的始作俑者与推广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耳根,也从来就没有清净过。但是,税收是双方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南方作为这个联邦中被残酷剥削的部分在事实上缴纳了超过其应当负担比例的税收。但是在这些暴力行为以及脱离联邦行为本身背后的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的税收问题。
显然,在他看来,这样的税收是极为不公平的。或许正因如此,奴隶论一直就受质疑,林肯也被南方视为独裁者,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他是一个完美的自由主义者。
战争也是林肯决定运用军事力量镇压这次起义而导致的。……保持堡垒和要塞是为了执行税法,而不是攻占一个州。
而林肯给南方提出的最后选择恰恰是:纳税或者战争。(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深圳特区报.2013.10.22) 进入专题: 税收 。
但林肯却站在北方的利益立场上不以为然,并在开战前强调:在税法的执行中,堡垒和要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有位来自北方的温和派人士克莱门特•维兰迪甘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林肯,认为他的所得税政策是公然的掠夺:通过一部税法,它的喜好全部强加到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头上,他们(共和党)已经拥有……这个国家人民的全部财产。问题是,维兰迪甘来自北方,此罪并不能成立。事实上,围绕促使南方脱离北方而造反的问题,历史学家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但到了1860年,这种共识与理性却不复存在,认为脱离联邦是解决这些冲突的最好方式,是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选择。而且,联邦征收的他们的税收,却用在了北方,为北方提供公共服务。
战争是由南方的一些头脑发热之人朝着位于查尔斯顿海港的联邦堡垒开炮而导致的。总之,任何民族都可能因为一场战争而灭亡,但隐藏其后的一般性的原因大多因为利益,因为征税权的争夺。
事实也告诉我们,当时南方黑人奴隶的待遇并不比北方的穷人差。对此林肯暴怒,还下令抓捕了维兰迪甘,并在俄亥俄州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认为他犯了叛国言论罪。
……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这是美国税法能否在这三个海港——查尔斯顿、波弗特海(Beaufort)以及乔治城(Georgetown)执行的问题,或者是它们是否会变成自由港,向世界商业开放,对于南卡罗来纳州认为适当的税收没有任何限制的问题。对此,当代税法专家查尔斯•亚当斯精辟地指出:毫无疑问,脱离联邦是导致内战的原因。毋庸讳言,早在1828年的时候,关税就被称为令人厌恶的关税。坦率地说,这种税收抱怨,早在1832年就已经发生过,而且还引发了反对高进口税的第一次起义。
在税收论者看来,对于南方的奴隶制问题,大多数北方人并不关心。在他看来,在南北双方三十多年来的斗争中,北方的制造业和商业利益集团,总是通过国会的税收来压迫南方的种植园主,结果使得南北方的税负轻重不一,税痛大小不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对此时人心明眼亮,认为关于奴隶制度,他可以调和。关于进口关税,他在威胁。
这样,脱离联邦的共识,也就因为税收冲突而逐渐形成,并通过税收开始付诸行动。在当时的南方看来:脱离联邦不仅使得南方免于遭受北方税收的束缚,而且使得南方有机会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